中国宗教调查（China Religion Survey，CRS）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联合设计、组织、实施的，以宗教为主题的大型连续性社会调查项目。中国宗教调查（CRS）是我国首个严格按照社会调查的国际标准和概率抽样原则执行，具有全国代表性，从个人、组织、区域多个层次全面反映我国宗教状况与发展趋势的连续性学术性社会调查项目。中国宗教调查（CRS）旨在记录并解释中国宗教的现状与变迁，全面收集中国宗教不同层次的基础数据，综合反映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宗教发展状况，为相关学术研究及宗教政策的制定提供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多层次基础数据支持。

中国宗教调查（CRS）受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的持续支持，从2012年开始启动，把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调查作为第一期调查的主题。从2013年下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历时两年，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的243个县、市、区的4382家宗教活动场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各县、市、区的宗教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和各宗教活动场所的负责人。

中国宗教调查（CRS）第一期对宗教活动场所调查所产出的数据，在国内外研究领域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我国宗教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最坚实可靠的经验数据支持。首先，中国宗教调查（CRS）的抽样设计按照多阶分层设计，严格遵循概率随机的原则实施，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宗教活动场所调查数据。调查以县级单位（县、市、区）作为初级抽样单元（PSU），调查点覆盖全国2872个县级单位中的243个，抽样比达8.5%。如此高的抽样比，在保证了对全国的高度代表性的基础上，又确保了数据能充分反映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性。

第二，中国宗教调查（CRS）的抽样设计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宗教与民族密不可分，各宗教的区域性差异明显，宗教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城镇化、国际化密切相关等三大特征，在抽样设计时将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各大宗教高度发展地区作为独立的子抽样框（层），分别进行抽样和问卷调查；同时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这5个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稳居我国前列的大都市作为中国大都市地区的代表，对它们区域范围内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普查。因此，除了全国性的代表性以外，中国宗教调查（CRS）的抽样设计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独立代表性：1、对于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分别具有独立的代表性，2、对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具有独立的代表性，3、对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高度集中的县级单位具有独立的代表性，4、对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这5大都市具有完备的独立代表性。

第三，中国宗教调查（CRS）第一期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调查从中国实际出发，聚焦宗教场所的四大特性——组织性、宗教性、社会性与政治性，确保研究兼顾本土化和国际可比性。在考察宗教活动场所现状的同时，也考察了其历史轨迹和发展途径， 实现了本土特色、横向（国际）比较、纵向（发展）比较三方面的有效统一。调查问卷的内容由宗教活动场所的历史，场所的基本情况，场所的组织、管理与运行，场所的宗教活动， 场所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 场所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及其政治态度等几个方面构成。

中国宗教调查（CRS）第一期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领衔，联合全国各省市30所大学与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共同实施，是我国在宗教实证研究领域最大规模的一次协作研究。参加者包括：安徽工业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福州大学、广西大学、贵州大学、贵阳学院、河北省党校、黑龙江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江西社科院、兰州大学、南开大学、内蒙古大学、三亚学院、山东大学、上海社科院、深圳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天津社科院、西南大学、云南大学、浙江大学、郑州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

中国宗教调查（CRS）将在第一期对宗教活动场所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宏观与微观两个方向延伸，高质量的采集社会与个人两个层面的基础数据，建成系统化、层次化的中国宗教研究数据集，并将以5年为一期，对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在内的各个层次的调查持续不间断地进行，为中国宗教的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动态、稳定、且可靠的数据支持。

——从宗教活动场所的变迁看，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并非历史的自然延续，毋宁说是重建。今天的宗教活动场所，90%都是 1982年以后批准的。就各种社会元素而言，文革结束后，如果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工作是在旧的基础上拨乱反正，那么对于宗教而言，则基本上可以说是在一片空白上重新开始。今天，无论当我们赞美中国宗教的快速健康发展，还是议论中国宗教的缺陷与不足，都要对近乎零起点这一历史背景有充分的考量。

——就国家与宗教的关系而言，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本次调查所揭示的事实是，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宗教已经基本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从国家的引导方面说，各级宗教局、统战部等国家机关都以主动的态势访问宗教场所，推动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权利实现，并帮助宗教场所解决实际困难。调查显示，宗教局访问宗教场所的频率是每年3.8次，统战部是1.8次，宗教场所回访的次数则分别是3.5次和1.3次。从宗教的适应方面讲，90%的场所建立了以民主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现代管理制度；30%以上的宗教场所有教职人员在人大、政协、青联等国家机构参政议政，以宗教人士的身份实践着公民的政治权利；60%的宗教场所负责人认为宗教政策松紧适度，40%以上的宗教场所积极参与到社会公益慈善活动。以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五大教为代表的中国宗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力量。

——在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上，中国宗教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调查发现，中国宗教愿意接受国家的指导，保持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对于传统的“政教分离”原则，宗教场所负责人保持了审慎的态度。在有关政教关系的多个判断中，只有“政教分离”原则被半数以上的负责人反对；而对于用司法途径管理宗教、国家出钱修建宗教场所、国家给教职人员发生活补助、国家出钱办宗教慈善、宗教纳入国民教育、增加宗教人士的大政协比例等问题，宗教场所负责人总体上持支持态度。中国宗教与国家之间更多地呈现出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关系。

——中国宗教信仰者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老人多“已经不是事实，半数以上宗教信仰者年龄已经在60岁以下。不过，文化程度低依然是宗教信仰者的一个特征，43%的宗教信仰者学历是小学文化及以下，只有不到5%是大学及以上。

宗教教职人员在年龄与教育程度等方面，则有崭新的呈现。大多数教职人员的年龄在30至60岁之间，11%拥有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在接受调查的4382名宗教场所负责人中，平均年龄为55岁，女性为21%，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为15%。可以说，1980年代以来中国宗教教职人员青黄不接的局面已经得到根本性改变，中国的宗教教职人员已经实现了代际转换，这为中国宗教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许多人想象的“和尚都很有钱”大相径庭的是，当代宗教教职人员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团体，其经济收入远低于当地民众的平均水平。五大教教职人员的月平均收入为506元，大众印象中很有钱的佛教，其教职人员的月收入则为397元，属于苦行僧的类型。另外，还有41%的宗教场所完全没有为教职人员购买养老保险，26%的场所完全没有购买医疗保险。

通常为大众和媒体诟病的门票问题，调查发现舆论与事实有巨大的差距。全国五大教只有2.5%的宗教活动场所收取门票。舆论反响强烈的佛教，只有6%的场所收取门票，略低于道教的7%。其他的宗教则基本不收取门票。

中国宗教场所体现出一定的现代性。56%的场所具有组织机构代码证，47%的场所有自己的银行账户。有10% 的场所使用网络传教，10%的场所活动时使用多媒体投影。

——多项指标表明，在五大宗教中，基督教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环境适应得最好的宗教，这可能是基督教近30年来取得长足发展的根本原因。从宗教场所的建筑时间看，一半以上的基督教堂是1977年以后修建的，这在五大教中是唯一的，最鲜明地体现了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就建筑风格而言，82%的基督教堂都是中式建筑，远高于天主教的51%和伊斯兰教的40%。基督教堂还是过去5年内建立新活动点最多的宗教（12%），是拥有信徒小组比例最高的宗教（52%），也是使用投影仪最多的宗教（40%）。令人吃惊的是，1977年之后，居然还有8%的基督教堂曾经被关闭过，这一数据远超过五大教平均值3.8次。这似乎印证了宗教社会学一个原理：适度的外部压力对于宗教的成长起积极作用。

佛教依然是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传统宗教。佛教是五大教中在公益慈善方面贡献最多的宗教，平均每间佛寺每年的慈善支持为4.1万元，远高于平均数1.8万元。佛教也是使用互联网传教的比例最高的宗教（14%）。佛寺门票等经济问题经常成为舆论热点，但真实情况与此有很大差距，今天的中国佛教总体上依然保持了出家人宗教的清修传统。

道教是中国最为本土的宗教，实际上却是具有很强国际性的宗教。有11%的道观开展了国际交流，在五大教中独占鳌头。这似乎表明今天的道教颇有几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意味。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人民越来越重视道教的价值，并很喜欢到中国一探究竟。另外，9%的道观在民政部门登记了社会服务机构，在五大教中比例最高。

闪烁着利玛窦科技传教的流风余韵，天主教教职人员的文化程度在五大教中最高。43%的教务负责人是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远远超过五大教的平均数18%。

伊斯兰教则是五大教中制度建设最为完备的宗教，95%的清真寺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

——从中国宗教的发展看，五大教已经基本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积极建设性力量。中国宗教未来的一个重点，是在社会服务方面，在大众的道德、心理与人文教育上，对中国现代化做出独特的贡献。

——从中国宗教的现状出发，宗教界最希望的，是增加宗教场所和教职人员的数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民众宗教需求。在有关宗教政策调整的内容中，排在前三项的是：新建场所的审批（50%）、宗教场所登记（32%）和教职人员的认定（23%）。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倡导人本与理性精神的中国宗教，必将大放光彩。公元前的千年，中国人建构了儒、道、法、墨等诸子百家和鸣的精神世界。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中国文化全面吸收了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形成了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第二个千年，伊斯兰、天主教、基督教又依次在中国扎根。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既保持了固有宗教文化传统，又学习、汲取了世界三大宗教并使其成功本土化的国家。以五大教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宗教鲜明地呈现了中国文化自信开放、兼容并包、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境界，正从民众的灵性、道德、心理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全球化作出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而中国的宗教也必将在这一过程中赢得长足进步，成为世界宗教版图中温和、健康的建设性力量。